2003-2018年，中央企業資產總額、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分別增長了6倍、5.5倍、4.7倍。2006-2018年，國資監管系統企業資產總額、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分別增長了6.9倍、3.2倍、2.3倍。進入《財富》世界500強的國資監管系統企業從2003年的6家增加到2019年的76家。
以上數據，充分證明了黨的十六大確定的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一系列重大原則是正確的。
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郝鵬也在7月26日召開的地方國資委負責人座談會上提到，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之后，各級國資委作為特設機構繼續保留在政府機構序列中，說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現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是充分肯定的。“我們必須要有充分的制度自信。”
但是，2015年10月25日出臺的《國務院關于改革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若干意見》也指出，“現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中政企不分、政資不分問題依然存在，國有資產監管還存在越位、缺位、錯位現象；國有資產監督機制不健全，國有資產流失、違紀違法問題在有些領域和企業比較突出；國有經濟布局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國有資本配置效率不高等問題亟待解決。”
郝鵬表示，對照習近平總書記對國資國企事業寄予的殷切期望,對照李克強總理和有關領導同志的談話要求,我們的工作還有一定差距，我們在國資委的職責定位、工作重心等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和加強。
國有資產管理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沒有現成的答案和先例，必須從中國國情和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實際出發。毫無疑問，“構建國資監管大格局、形成國資監管一盤棋”，就是國資委順應時代要求、堅持問題導向，繼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關鍵一招。
痼疾仍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探索國有資產管理路徑無路可循，只能從中國國情和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實際出發，不斷摸索、完善。
因此，盡管現行國資管理體制總體上是好的，但尚有一批痼疾、頑疾亟待破除。
比如，經營性國有資產還沒有實現集中統一監管，仍有大量國有資產分散在多個部門管理，導致政出多門、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再比如各級國資委在“國家統一所有”和“分級代表”關系的把握上，有時過于強調“分級代表”，對面上共性問題統籌研究不夠。
《國資報告》此前的調查顯示，在一些地方，有的已經交由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的企業，再次回歸政府部門實施行政化管理。
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郝鵬表示，解決這些問題，僅僅依靠國務院國資委或者某幾個地方國資委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需要發揮全國國資系統的整體力量，共同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和辦法，推動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需要。
國資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周建軍認為，無論是從國有資本的全民所有制屬性、國有資本運行的內在規律來看，抑或從現實中國有金融資本與國有產業資本的相互融合、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的參股或合作趨勢來看，加強和完善現行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機制，推動完全、統一的“大國資”監管格局都是非常必要的，并且也是在實踐中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
周建軍舉例說，法國、芬蘭、瑞典和新加坡監管國有企業的方法不盡完全相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特征就是：一個權力、責任統一明確的單一機構代表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責，專門負責對該國國有資產的監督管理，以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周建軍認為，一個“無縫隙”的“大國資”監管體制，有助于堵塞現有國有資產監管體制的真空和漏洞，提高各類國有資源的配置效率，最終影響國家治理能力的整體水平。
新題待解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是黨中央對國資委落實保值增值責任提出的新要求。
何為管資本？
對此，國資委秘書長彭華崗表示，管資本“總的原則就是要在強化監管、防止流失的前提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增強企業活力、激發企業家干事創業上來。”他表示，為了適應管資本的需求，要加快推進國資監管機構的職能轉變。
那么國資委職能如何轉變，才能適應管資本的需求？
有觀點認為，管資本時代，就要徹底改革現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建立國資監管“三層架構”,由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履行政府層面出資人職責,作為國資委與企業之間的“隔離層”和“防火墻”,把國資委改造成專司國有資產監督的機構。
對此，國資委權威人士表示，以兩類公司取代國資委的出資人定位，必將導致新的政企不分、政資不分，實際是對現行體制的否定，是另起爐灶、推倒重來，不符合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基本要求。同時，這種觀點只強調了監管越位、錯位和管得過多過細問題，而忽視了監管缺位和不到位問題，也不符合國資監管工作實際。“近年來中央對國資委和中央企業巡視反映的情況充分說明，缺位、不到位才是當前國資監管的突出問題。”
實際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為了適應管資本的需求，各級國資委加大了自我革命與放權、授權的力度。但是，目前對“放活”與“管好”的關系把握得還不夠好，監管方式還沒有能夠適應管資本的需求。
管企業與管資本的主要區別在于，管企業聚焦微觀主體，側重于監管單個企業的具體經營管理事項。管資本著眼于價值形態，既關注一個企業的資本，又關注資本的整體性和流動性，以更好地發揮國有資本的功能作用。
監管對象發生變化，要求監管機構必須跳出原來習慣于直接監管單個企業的傳統思維，按照管資本的要求，通過搭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平臺、設立基金等方式，加強資本整體運作，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更高層次上促進資本合理流動、優化配置，同時提高運營效率，放大資本功能，以更好服務國家戰略目標，更好實現國有資本保值增值。
在此背景下，構建國資監管大格局，形成國資監管一盤棋，有利于從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進一步打破區域壁壘、行業壁壘，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推動國有資本合理流動、優化配置，實現布局結構的優化和發展質量的提高，充分發揮國有經濟整體功能，不斷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在這方面，上海有著深切體會。
上海市國資委主任白廷輝介紹說，上海以國資統一管理和國企分類監管為關鍵環節，以完善“直接監管、委托監管、指導監管”國資管理體系，完善“市場競爭類、金融服務類、功能保障類”三類企業監管，完善國資監管、投資運營公司、國有企業三者聯動改革為抓手，加快實現以管企業為主向以管資本為主的轉變。
于法有據
《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國資委“三定”以及國務院辦公廳2017年轉發的《國務院國資委以管資本為主推進職能轉變方案》明確，“國務院國資委作為國務院直屬特設機構，根據授權代表國務院依法履行出資人職責，專司國有資產監管”。
也就是說，國務院國資委作為“直屬特設機構”，除履行出資人職責外，還是國務院專司國有資產監管的工作機構，同時國務院國資委黨委還是黨中央在國資央企系統的工作機構。
郝鵬表示，國務院國資委僅僅強調自己是“中央企業出資人代表機構”是不夠的，不利于全面履行好黨中央、國務院賦予的職責使命，也不利于落實“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的要求。
郝鵬認為，根據上述規定，國資委有三大職責，一是履行國有企業出資人職責，二是專司國有資產監管職責，三是負責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職責。
郝鵬說，國資委的工作對象，既包括出資企業，也包括履行監管職責所應覆蓋的企業；在工作內容上，各級國資委應該抓好四個方面工作，一是推動國有企業發展，二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三是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四是抓好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在工作推進上，應該增強全局觀念，統籌謀劃、一體推進國資國企發展改革監管和黨的建設。
未來，各級國資委將按照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要求，緊緊圍繞提高國有資本效率、增強國有企業活力這一中心，堅持問題導向，加快構建國資監管大格局，形成國資監管一盤棋，為推動國有資本繼續做強做優做大，為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發展黨建工作，貢獻新的更大的力量。